就在王翦大军南下伐燕、李信深入辽东穷追太子丹的同一年，王翦之子王贲在南线开辟战场，直扑楚国腹地，战果显赫，连夺十几座城邑。此时放眼天下，韩、赵两国已荡然无存，魏国仅存半壁江山，燕国失去都城，残余势力退守辽东，难以再掀风云；唯有楚国与齐国尚具一战之力。嬴政开始动起楚国的算盘，他问李信：若要吞并楚国，你觉得需要调动多少兵力才够？ 李信年轻气盛，自信满满地回答：二十万兵力足矣。 嬴政又去请教王翦这位老将，王老将沉稳地答道：非六十万不可。

这一问一答之间，便形成了典型的心理锚定效应。李信的轻率估算像钉子般钉在嬴政心里，而当王翦提出更大兵力的要求时，嬴政自然会产生怀疑：老将恐生畏怯，锋芒不再。两种方案一对比，结论显而易见。于是，嬴政最终派遣李信与蒙恬统帅二十万大军伐楚，而王翦则主动请了病假，退居幕后休养生息。 《资治通鉴》记载此事时，沿袭了《史记·白起王翦列传》，却犯了一个小错误：与李信同行的秦军将领并非蒙恬，而是蒙恬的父亲蒙武。事实上，根据《史记·蒙恬列传》，蒙恬直到四年后才开始担任军职并率军出征。 从管理学角度看，嬴政让李信挂帅伐楚，显然是有些轻率的。李信虽战功赫赫，但其经验主要源于辽东小规模追击行动，他只率数千人，行轻师袭远之计，这与全面伐国的战争战略不可同日而语。

翌年，即始皇二十二年（前225年），秦国两线作战：李信、蒙武南下伐楚，王贲东进攻魏。先说王贲这条战线。 魏国与秦国在战国初期多次拉锯，为争夺河西之地，魏国曾有李克、西门豹、吴起等名将，使秦军苦不堪言。但自魏惠王之后，魏国步入衰落，河西之地尽归秦国，西部领土亦被逐步蚕食。信陵君虽曾辉煌一时，却只是昙花一现。到王假执政时，魏国已难给秦国留下战略纵深。王贲部队顺势挺进，轻易逼近魏都大梁。 回溯历史，魏惠王为稳固大梁，修筑水利工程，开凿运河引黄河水至圃田泽，又修大型灌溉渠，联通济水、汴水、泗水、睢水等河道，使周边粮食丰饶、航运发达。可惜多年后，王贲攻至大梁城下，反而借助这发达水系之利，开挖鸿沟，引黄河水灌城，仅三个月城墙便被冲毁。魏王假在投降后被杀，魏国由此灭亡。

为何魏王假明明已投降，却仍遭杀身之祸？这与秦国一贯策略不符。按常理，无论是投降还是被擒，都应异地安置，如同韩王安、赵王迁一般。杀害说极可能源于司马光引用《列女传》，而非可靠史实。《史记》记载中，魏王假投降或被擒，但并无明确死亡记载。无论如何，王贲一战奠定了秦国对魏全境的控制。 司马光在《稽古录》中总结魏国兴衰教训：魏文侯礼贤下士开国，魏惠王轻易将商鞅拱手让秦，导致秦日益强盛，魏日渐衰落。信陵君虽显赫一时，但魏王对贤者心生猜忌，致使信陵君死后，魏国灭亡已成定局。由此可见，人才之去留，直接决定国家兴衰。 王贲灭魏后，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，嬴政向安陵君提出以五百里土地交换安陵。安陵君坚守道德：此地乃先王所赐，我不能轻易交换。嬴政对其品行颇为钦佩，于是作罢。

回忆信陵君时期，安陵君父子与管城守将的故事仍历历在目。信陵君曾试图借父子亲情迫使管城守将就范，但安陵君坚持原则，丝毫不为所动。嬴政与安陵君的交涉可能并非同一人物，但其处事风格如出一辙。以安陵小地，哪有与秦国讨价还价的余地？即便安陵君坚守操守，嬴政完全可直接吞并，何须虚设交易圈套？由此可见，这段记载逻辑上难以自圆其说。 《资治通鉴》此段内容，其实是删节自《战国策》的长篇叙述。《战国策》原文文采飞扬，《古文观止》中收录的《唐睢不辱使命》，便讲述了安陵君派唐睢出使秦国，唐睢不卑不亢，甚至拔剑挺身，逼得嬴政面色尴尬，郑重道歉。这从侧面解释了为何小小安陵能在大秦之下存活。 中学时代，我们读到嬴政讲天子之怒，唐睢以布衣之怒回应，又见彗星袭月白虹贯日的辞锋，气势磅礴，令人热血沸腾。然而放在编年史背景下，却颇显夸张：嬴政刚经历荆轲刺杀，怎可能允许外国使者带剑上殿？若真如此，荆轲当年何必费心设计毒匕藏地图卷轴？

《资治通鉴》删掉了唐睢拔剑出使的细节，却未完全使嬴政与安陵君交换土地的记载合理。秦国可能只是出于政治上的尊重与稳妥，如同早先处理卫国一般，表面尊重传统，不灭小国香火，又无需担忧小小安陵成叛乱之源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